教育部回应高考歧视质疑:男女招生比例基本均衡

首先，立法延续陈旧理念，公共服务的内容、范围和发展水平受到制度条件的制约而没有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9年第3期。[7]参见胡建淼、王银江：现代行政视野中的事实行为——行政环境、蕴含与诉讼，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可以说，重塑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是弥补现行法律行为效力制度体系不完善、更为有效地惩戒失信等行为的一种尝试。作为裁判者，在行使裁量权时，应当把握以下几对关系。尤其是在商法中，受外观主义和交易安全原则的约束，只要在外表上具有适格的特征，其效力可以得到确认，典型体现在表见代理制度的法理之中。还要注意，行政法律行为同样存在附条件和附期限的附款情形。刑事法律行为，主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产生。

明显不当在本质上属于滥用职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即二元论思路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利和制度法典在公共社会服务法部分，明确了公共服务法律支持个人发展的目的。

而现代公共服务的理念正在向激励并促进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要求建立面向广泛社会成员的、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法律体系。[17]美国纽约州的公共服务法、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公民服务法等，不仅将公共服务的权利主体拓展到所有公民，甚至也将社会组织和非公民个体纳入其中。[14] Gary Bryner, Politics and Public Morality: The Great American Welfare Reform Debate, N. Y.: W. W. Norton Company,1998, p.13. [15] Zweits Cesetz zur ?uderung des Sozialgesetzbuchs vom 13.06.1994. [16] 参见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32页以下。社会福利若沦为不同政治力量诱导民众进行政治博弈的手段，政治主体就难以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综合发展的角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的供给。

从社会功能和立法宗旨上看，社会保障对应着公民对于一般政府的最低要求，公共服务则回应着公民群体对于现代政府的更高要求，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对此，有必要根据新形势对公共服务立法的基本理念、功能定位、公共服务基本法与单行法的构成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剖析，从而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还有必要强调公共服务的法治化？[27]这一质疑同样是对现代福利制度的误解，也同样说明人们对于现代公共服务立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认识不足。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深陷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之中，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领域，尽管我国社会保险法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照顾面临的困境尚未有制度化的纾解。然而，由于基础研究往往不产生经济效益，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企业乃至高校开展基础性研究的积极性不高。

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服务法律体系的直接目的，是推动实现公共服务的优质、便捷、高效、普遍供给。早期立法多以社会保障制度涵盖公共服务的权利义务内容，现代立法则仅把社会保障视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31] 参见申卫星：《住房保障法的起草：目标、原则与内容》，《江淮论坛》2011年第3期，第96页以下。[14]在德国，德国社会法典也确立了促进个人发展的目的。

[20] 综上，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有着区别于社会保障的独立内涵，相应地也在法律规范层面提出了新要求，[21]公共服务的实践理念正在经历从生存照顾的国家德性观到保障公民安全和发展的国家内在秉性观的转变。（二）制度设计中的理念误区 除有关公共服务的宣示性规定未能通过进一步的立法举措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外，在已有的立法当中，还有部分立法内容对具有保障功能从而需要扩大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领域）支持不足，甚至构成了限制。

[29]1991年梅杰任首相后，以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为改革目标，开展了公民宪章和竞争求质量运动。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已经覆盖到公共服务的大部分领域，但仍然存在关键领域立法缺位、立法理念落后、可操作性不强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

[22]我国十三五均等化规划强调，要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升，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重点是保障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12]公共服务法旨在通过提供安全保障和基本条件，为公民平等利用社会资源并实现自身发展提供机会，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每个人的公民权，甚至是非公民个体的发展权。在缺少基本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的前提下，基本公共服务极易因为不合理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而难以兑现，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不察。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1]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引起了中央层面的高度重视。针对撒切尔主义改革引起的社会公平缺失、公共服务水平下降等问题，1997年布莱尔执政后奉行第三条道路理论，加大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与政府介入，强调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合作，从而提高了公共服务绩效。[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第1版。

住房保障、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则是对已经或可能陷入生存困境的社会成员履行生存照顾义务，这与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的公民劳动权、第44条和第45条规定的公民社会保障权和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的权利要求一致，需要通过专门立法加以落实。现代社会的公共服务理念正在向激励并促进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它要求建立面向广泛社会成员的、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法律体系。

幼儿教育、司法鉴定、高速公路等本属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被过度市场化。我国宪法确认了社会成员享有的公共服务内容，也明确了国家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应当履行的义务。

（一）公共服务法律体系建构模式的选择 公共服务涉及面广、内容庞杂，需要选择与其特点相适应的立法模式。作为公共服务的义务主体，国家应在社会保障、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艺术文化、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11] 参见前引[5]，察赫书，第73页。[34] 所谓公共服务基本法，指的是在公共服务法律体系当中发挥统领性作用的制度规范，它集中规范公共服务相关立法的基础性问题和共通性问题，统一确立公共服务相关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从理论上看，其强调的是机会及其实现条件上的普惠主义。为落实这些国家义务，我国出台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科技进步法、环保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重要立法，近年来还完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立法任务。

[24] 参见[英]蒂特马斯：《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江绍康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98页。我国正处在从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转型期，目前发展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还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亟待通过专门立法加以推进和规范。

寻健，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以英国为例，其公共服务建设经历了全面国有化—私营化改革—第三条道路的阶段性发展。

察赫在考察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时指出，社会福利待遇具有特定的目的：为那些自己无法满足必要或者合理需求的人们提供保障。从我国公共服务立法的现状来看，由于缺少公共服务基本法作为统领，各类公共服务单行法缺少统一的立法理念和立法原则的指导，呈现出无序化、碎片化、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

我国消防法、防震减灾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政府的安全性公共服务义务。它对于共同体十分重要，以至于政府机构有义务通过绝对一致的行动加以实现，哪怕使用强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具有非竞争性，因而需要由政府提供。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既是基于SARS、禽流感等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教训以及全球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发状况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意识提高的体现。

参见陈新民：《服务行政及生存照顾概念的原始面貌》，载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以下。基于社会保障强调的生存照顾理念，作为权利主体的弱势群体享有对国家和政府的请求权，这意味着国家和政府是社会保障领域的法定供给主体。

我们把这些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分为三大类别，即生存性公共服务、安全性公共服务、发展性公共服务，据此勾勒公共服务单行法的结构体系。纽约州公共服务法对设立专门公共服务委员会及其组成和义务作了详细规定。

【中文关键词】 公共服务。这主要表现为：对公共服务内容、范围和水平的规定缺乏广度和深度。